盛平：胡耀邦平反刘少奇冤案始末（上）｜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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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很多朋友问到胡耀邦是如何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11月12日，是刘少奇同志被迫害逝世45周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9周年。为了缅怀两位伟人，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写成本文，以厘清事实，还原历史。

刘少奇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案情复杂，直接关系到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与否，关系到对“文革”的评价，关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和决策正确与否。实际上关系到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判断评价。因此，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刘少奇仍然作为反面人物，继续受到批判。

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的提法一致。报告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是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胡耀邦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刘少奇冤案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而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最终被迫害致死。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株连人数之多、牵涉范围之广，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此酿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2053件，涉及2.8万多人。其他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张志新、史云峰等一批英烈更是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遭到监禁杀害。

胡耀邦建议中央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顶着“两个凡是”的压力，在3年的时间里，为平反刘少奇冤案奔走，最终促成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胡耀邦这样做，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受到残酷迫害，失去工作将近十年。对“文革”的反思，是他赋闲期间的重要思考之一。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8日，叶选宁奉叶帅之命，向胡耀邦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并向他征求今后治国理政的建议。10月12日，胡耀邦又见叶选宁，胡耀邦向叶帅提出“中兴三策”。据胡耀邦秘书李汉平保存的胡耀邦辞职后对此事的亲笔追记，胡耀邦对叶选宁说：

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胡耀邦的三条政策建议，其内容实质上就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是使中国摆脱“文革”噩梦的新隆中三策。对包括刘少奇冤案在内的数以千万计冤假错案的平反，构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内容。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胡耀邦主持写作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是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文章鲜明地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一个月内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组织撰写、并两次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文章还鲜明指出：“检验路线的正确与否，只能是实践，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9月25日，胡耀邦出席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谈到解放干部问题时，他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利器。

胡耀邦以上的这些思考，是平反刘少奇冤案的思想基础。

胡耀邦多次在工作中谈到刘少奇冤案

在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前，胡耀邦曾在工作中多次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并明确表明刘少奇案是冤案。

1977年12月30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谈到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他明确指出刘少奇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不同。他说：

要把几个事情分清。“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是林彪、“四人帮”。他们是完全消极的因素。刘少奇路线同他们不同，时间久，但没有多少权，他没有篡夺舆论权、组织权、公安权。林彪、“四人帮”搞了许多老干部，搞不出多少东西，就搞历史。（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127页）

1978年9月9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在谈到工业管理问题时，他提到“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他说，批判刘少奇（搞）托拉斯就是资本主义，我就有不同看法。军队打仗，上面指挥，下面的师、团不想办法啊！工业指挥，什么都卡得死死的。……不解决这个东西，大干快上没有希望。（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217页）

11月22日,胡耀邦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在谈到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有很多大是大非没弄清楚。这次会议提了十几个：天安门，六十一人，彭德怀，彭、罗、陆、杨，陶铸，二月逆流，康生，谢富治，七二○，政治局一些人不称职的问题。还有没有接触到的刘少奇的叛徒问题。（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245页）

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2月27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在谈到《历史的主动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一文时，他联系到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问题，说：

联系到我们工作来讲。我们的党中央明明白白知道，现在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应该做，可是现在不能做。刘少奇这个问题，如果匆匆忙忙地，今年上半年拿出个稿子来，也可以，但不好。现在全党是否意识到刘少奇这个问题过头了。我觉得是过头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中央有些同志，包括小平同志，脑子里没有谱吗？有谱，可是，现在解决不了。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妨碍主题，要分轻重缓急，要抓三年生产，把它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回过头来看“文化大革命”，不是更好吗？第二种情况，一部分人的思想跟不上，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我们的步子迈得相当地快啊！一部分同志讲我们太慢了，我们还不彻底，一部分人讲快了，思想认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思想是跟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一个事情的解决，就把思想提高一步。事情没有解决，思想是模糊的，解决了，产生了作用，思想才牢固。有些事情明明知道，但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人们的思想跟不上。第三是我们自己的领导跟不上。历史局限性不仅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包括主观的可能性。

针对加强党内团结问题，胡耀邦还明确要把刘少奇的有关思想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原则，他说：

现在相互之间的疙瘩比任何时候都多。十几年来，你对我不起，我对你不起，你杀了我一枪，我碰你一刀。五十几年来，有现在这样多冤家碰头的事吗？把历史上所有冤错案一解决，又把大家汇合到一起来。具体写法，从党的状况谈起，干部队伍，现在冤错案都平了，聚集在一起了，在一起工作了。伤痕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握手未言欢，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团结一致没有一点自我牺牲精神，没有一点委曲求全，没有一点让步不行。《解开疙瘩增强团结》，刘少奇的修养讲了这个东西，这也是原则啊！牺牲自己，你们可以看一看，不要用他的话，讲他的思想。（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320、321页）

1979年11月5日，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针对石油部简报提到的一句口号，他说：看了！哪是他们的发明权！开始时是见困难就上，以后提出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是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口号。我记得最初是刘少奇讲的，不是他们发明的。谦虚一点嘛！我记得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他说有一个口号你们考虑一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437页）

胡耀邦是唯一敢于在大会上谈刘少奇冤案的中央领导

在平反冤假错案上，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政治责任和无端指责，胡耀邦曾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胡耀邦对刘少奇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认为这纯粹是一个冤案。为此，胡耀邦多次在大型会议上直言刘少奇的冤案。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作即席发言，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这个讲话在中央党校和社会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敢作敢当的胡耀邦。胡耀邦指出：

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多个。比如解决了彭老总问题，陶铸同志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这次都解决了。彭真同志明天或者后天中央用飞机把他接回来。陆定一同志的问题怎么解决，没有宣布，他吃了很大的苦头。彭罗陆扬只平反了百分之五十。有同志问，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数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讲不清楚，因为我没有看材料，我估计可能不可靠，大体上不可靠。（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266页）

1979年8月26日，胡耀邦接见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并讲话。在讲到中央对知识青年就业的方针时，胡耀邦说：

不讲清楚这个问题，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鉴于一、二十年的经验，今后就业方向，不止是上山下乡这一种形式。是否会把你们现在的五百多万上山下乡知青甩掉呢？不会的，怎么能丢掉呢？过一两年，刘少奇不也得安排。怎么安排，现在不清楚，总要功过分明嘛！（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407页）

1980年2月12日至13日，胡耀邦出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这是一个影响极大的座谈会，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引起人们极大的共鸣。在谈到人们的言论和作品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时，胡耀邦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什么教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太简单化了。或者像同志们讲的，一个简单化，一个粗暴。……我们要坚信历史，历史的判决总是公正的。比如刘少奇同志，中央决定要给他平反。刘少奇同志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相反，那个康生是个坏人。……好的作品毕竟埋没不了。不好的，是要淘汰的。一个人如此，作品也如此。要相信历史的公正，相信人民的公正。(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478、479页)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为刘少奇鸣不平

发端于1977年底的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涉及刘少奇的问题上，做出许多突破“十一大”框框的决定，引导学员们对刘少奇问题的思考。这实质上是为刘少奇平反做的启蒙工作，对全党反思刘少奇冤案乃至中央决定复查刘少奇冤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大会上专门讲了一段有关党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当时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和编写党史的任务，中央交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承担，在胡耀邦亲自组织领导下展开。此前，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成立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在与研究小组和《理论动态》的谈话中，胡耀邦多次谈到刘少奇冤案问题。

在12月2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党校党委扩大会议上，由于专题研究小组所提两个研究方案均被会议否决，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研究小组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胡耀邦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有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大家要认真研究，搞清楚，努力写出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文章。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文件。(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120页)

具体怎么搞，胡耀邦提出：文件名字就叫《讨论提要》，二万五到三万字。这是一件大事，明年一月中拿个初稿。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就是刘少奇的问题。“文革”中刘少奇被扣上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名，受到全民大批判。

一个星期后，吴江负责的研究小组拿出一个新方案：将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别开来，前者属党内路线问题，而后两者则是反革命性质。胡耀邦赞同这个方案，当即决定以此方案为基础，起草《讨论提要》。

1977年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1978年1月18日，吴江主持完成的提纲初稿报送胡耀邦。胡耀邦在百忙之中审读了稿子，于1月20日作出批示：

“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138页)

胡耀邦提出：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

提纲初稿如果直接报送上去，就有可能因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而被否定。而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进行内部讨论，把大家的意见反映进来，文章做大了，就不会轻易被否定掉了。这个决定很高明。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研究小组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的修改稿，调整了某些章节，内容扩充到38000字左右。4月上中旬，《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正式铅印下发第一期高级班、中级班、理论宣传班三个班次的807名学员讨论，征求修改意见。

经胡耀邦同意，《讨论提要》铅印时抹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讨论提要》实际上大大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

对于这个大胆的决定，学员们反映非常强烈。有的问：“为什么给刘少奇摘掉了‘三顶帽子'？”“为什么只剩半顶了？”有的问：“是不是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有的问：“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还做不做数？”甚至有人当面质问，“谁给你们的权力？”也有个别学员提出：说刘少奇是叛徒，证据不足。

关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学员们的议论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刘少奇路线的起止时间如何划分？一些学员提出：“如果说建国后就有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那么刘少奇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就不好理解了”。关于刘少奇路线的结束时间，《讨论提要》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基本结束了。

（二）刘少奇路线有哪些内容？有些学员问：在“文革”中大批特批的东西，如“黑《修养》”、“黑六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工业七十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专家治厂、洋奴哲学、封资修文艺……，为什么没写？现在应怎么看？

（三）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许多学员提出：应怎样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哪些成员？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各地区各部门的控制程度究竟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文革”中层层揪刘少奇的“代理人”，有没有这么多？还有“叛徒集团”的问题，都有哪些人？有些人还提出，看不出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非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不可。（以上见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鉴于这个《讨论提要》在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要求中央尽快甄别刘少奇一案，胡耀邦指示政治部以校党委的名义，将学员们的反映整理出来，连同《讨论提要》，一并上报华国锋和汪东兴，以便促成刘少奇平反。

参照第一期学员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党史教研室就《讨论提要》的修改，于1978年8月23日提出新的修改方案。12月23日，党史教研室将新的修改稿报送胡耀邦。

新稿不再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原稿中剩下的半顶“帽子”被彻底取消，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也不再讲了。同时指出在揭批刘少奇路线中，“也曾产生了一些严重错误”，把本来正确的东西也给批判了，在各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

12月2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胡耀邦非常忙碌。他对修改稿批示说：

“我没有时间看了。可能问题多一点是如何评价刘少奇错误路线问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夸大这次路线斗争）。这没有关系，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见原件。王海光文章注释）

三中全会对胡耀邦发动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给予高度肯定。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讨论提要》修改稿印发给在党校学习的第二期学员讨论。在大讨论的过程中，学员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更加解放思想。如胡耀邦事先预料的一样，刘少奇问题是这次讨论中议论最多的问题。大家总的倾向是，刘少奇反革命路线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见注1）大讨论为后来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制定通过，起了历史铺垫的作用。

注1：据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一文记述，讨论的主要意见为：1、根据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认定刘少奇有一个司令部，不符合实践标准；2、刘少奇“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无论从历史上的发展生产，还是从现在的引进外资，都不能作为罪状；3、关于1962年的右倾。当时国内形势确实严重，群众吃树叶，刘少奇的讲话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4、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包产到户是管理方法问题，不涉及所有制，不能叫资本主义道路。工厂可以搞计件工资，农村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5、关于1964年的形“左”实右。刘少奇搞桃园经验是不对的，但还是属于具体工作的错误，不能称为路线错误；6、关于“四清”问题。“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下面的提法，并不是刘少奇提的。今天看来也不全错。“二十三条”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也并不是正确的；7、1957年以后，如果说反错误倾向，就应反“左”。1958年炼钢，不是在炼钢，而是在破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是右倾路线，还是在反对“左”倾路线？8、《修养》一书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批“黑修养”，不实事求是；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应该否定。派工作组是维持秩序，把它说成是镇压群众，不实事求是。不少学员还提出：第九次路线斗争，不是缺点的问题，而是根本搞错了，刘少奇是受害者。有的甚至还明确说：我们就是要给刘少奇翻案，刘少奇不仅不是错误路线，而且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实践证明，所谓刘少奇的错误，是正确的。

胡耀邦平反六十一人冤案是平反刘少奇冤案的先声

六十一人案件是“文革”中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冤案之一，被认为是刘少奇组织路线的一个典型样板，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是打倒刘少奇的有力“罪证”；而在胡耀邦的组织领导下，对六十一人案的平反，被认为是刘少奇案平反的先声。

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采纳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建议，以北方局的名义作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的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的决定。刘少奇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这批干部出狱后，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履行出狱手续这件事情，中央在延安时期早有定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批人尚有40人健在，其中有22人担任着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在“文革”极左路线的迫害下，他们经组织决定出狱，被说成“自首叛变”，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此事成为刘少奇“反党”的有力“罪证”和打倒刘少奇的有力“武器”。后经毛泽东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孔祥祯等老同志及其亲属子女，多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但是，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负责的中央组织部拒不理睬，一再强迫薄一波离开北京。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一封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申诉人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人案”中的老同志王其梅的遗孀。胡耀邦立即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突破口。当天下午3时许，胡耀邦委派中组部王建梅、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位于右安门的王先梅家，传达邓、汪的指示和胡耀邦的意见。之后，王先梅和她子女的问题先后得到落实。

薄一波闻悉胡耀邦主政中组部后，写信要求见胡。胡耀邦非常忙碌，即派秘书代他专程去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望薄一波，倾听他的申诉。胡耀邦阅看了秘书的书面汇报后，批示要立即准备复查六十一人案。

但六十一人案的专案审查材料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中央组织部不掌握任何东西。经胡耀邦要求，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同意，197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专案机构的案件及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审查中央和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特殊机构。曾先后关押和“监护”的干部达1124人。

6月9日，胡耀邦和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准备接收中央专案组档案材料。作为中央负责专案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说,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申诉等文书档案不能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案子，可以交给组织部，敌我矛盾的案子不能交。汪东兴还说，“组织路线犯了错误，第一个是我负责，第二个是你胡耀邦负责！”胡耀邦说：各种案件的真正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比方说这个案子缘何而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究竟如何，结论中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我们今天复查这些案件，比方“六十一人”的案子，那个“启事”是有的，但是这个“启事”是怎么来的？只有摸清这些背景，才能真正地分清是非功过，分清组织与个人的责任。“六十一人”问题，早在七大时就已作过正式结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延安，记忆犹新。事隔30年，为什么又要翻开这本已经一清二楚的旧帐？中央专案组的案子，几乎都是敌我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应当统统交。汪东兴说：“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专案组把着档案不交，认为专案组没有“四人帮”的干扰。这就意味着“六十一人”专案不能复查平反。专案组的人盛气凌人。他们用命令的口气对胡耀邦和陈野苹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案”翻案。胡耀邦针锋相对地说：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部分错部分纠。（以上参见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

由于中央专案组控制、掌握的大量逼供信和诬陷捏造所得到的材料，一直不移交，使得胡耀邦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干审局天天接到受诬陷同志的申诉，却因没有原始材料，无法着手复查。胡耀邦知道多说无用，下决心抛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另起炉灶。他说：“不等了，我们自己干”。

胡耀邦决定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复查，并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4人负责。他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不宜声张，必须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请大家鼓足干劲，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在中央召开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胡耀邦对参加调查的同志说，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什么原因搞起来的，必须查清楚。过去在搞“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过程中，中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被采用。中央专案组不给材料，我们找当事人调查！我们“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会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他说，如果我们不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抓得紧紧的、搞得好好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他并请贾素萍等专门去看看薄一波。（以上参见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曾志《红墙外的胡耀邦》）

贾素萍等人及时去探望了无家可归、仍栖居在国务院二招的薄一波。薄一波听说胡耀邦又派人来探望他，十分感动。贾素萍表示请薄一波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决定时间谈申诉，薄一波当即表示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我们今天就谈行不行?”薄一口气谈了7个多小时。

与此同时，胡耀邦在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反映“六十一人案”的许多当事人及其家属纷纷申诉要求复查此案的强烈愿望，提出中央组织部准备复查此案，叶剑英表示支持。6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解决，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贾素萍等接受胡耀邦下达的复查任务后，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接着，他们在北京又先后找到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刘有光等人进行调查，还专门访问了曾担任草岚子监狱秘密党支部书记的孔祥祯，听取他讲述亲历的往事。

胡耀邦听取了调查访问的汇报，阅看了他们写的材料，并批示将有些材料报“送中央常委阅”。他指示调查访问要继续扩大，并要求注意进行研究，弄清每一个细节。8月初，贾素萍等四人访问了还在安徽的刘澜涛和安子文以及其他当事人及其家属。他们还研究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有关出狱经过的自述；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熟悉这段历史的李葆华、王鹤寿和王从吾，并请他们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此外，宋任穷、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写了证明材料。与此事并无半点瓜葛的于光远，顶着暑热找到曾彦修，两人写了证明材料并由于光远亲自送到胡耀邦家中，堪称侠义之举。9年之后，薄一波领导的中顾委针对于光远所谓的思想问题，狠狠地搞了于光远几场斗争会。至于薄一波主持中央生活会斗争胡耀邦，更是中国政坛的一段奇谈。

胡耀邦及时阅读这些材料，在第一时间听取调查走访回来的贾素萍等人汇报，认真研读每份调查材料。他在这些材料上批道：“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10月，胡耀邦正式提出：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为了写好调查报告，胡耀邦多次研究并参与起草工作。11月，尽管他忙于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仍然审阅修改调查报告的草稿。

经过几个月的认真复查后，11月20日，中组部正式向中央报送《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澄清了刘少奇在六十一人案上的疑问，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指出：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证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等同志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的指示。”

12月16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以[1978]75号文件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并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六十一人案件，是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由胡耀邦精心组织和领导中央组织部复查平反的一个大案。这一重大案件的复查平反，拉开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序幕，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向广度和深度的迅速展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成为刘少奇冤案平反的先声。